无论是城市网络中的模体还是小集团，都是城市网络的社群结构。在城市网络中的所有社群中，一批顶尖城市所形成的“富人俱乐部”社群尤其受人关注，这些城市往往主导着网络的规则和秩序，也代表未来城市的发展趋势。本期解释城市，笔者将介绍城市网络中的“富人俱乐部”现象。

　　美国著名文化批判家保罗·福赛尔（Paul Fussell）在其畅销书《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中把最富裕的社会上层称之为“看不见的顶层”，这些顶层会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层，这便是富人俱乐部。

　　在城市网络中，一些具有较高中心性和连通性的节点城市更倾向结网，这种以资源和影响力为纽带形成的城市互动关系往往能够超越空间距离的限制。中国的高铁所联系的城市网络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只要进入任何一个中心城市（比如省会城市、直辖市或者一些副省级城市）的高铁站，几乎都能找到开往另外一个中心城市的直达列车。尤其是连接上海和北京的京沪高铁（单向）每日接近50趟，联系强度远高于任何两个距离1000公里以上的城市。大城市间的直达班次要多于大城市与小城市间的直达班次。这其实也构成了城市网络的基本逻辑：一些重要节点城市之间高度关联，构成了城市网络的骨干，再由这些节点城市逐步向周边的中小城市蔓延，形成“毛细血管”一样的分支，这样的骨干网络便是保罗·福赛尔的“富人俱乐部”。

　　在以企业为纽带的城市总部-分支网络中也同样如此。比如总部在东京的上市企业大概率会在新加坡设立分支机构，却没有选择本国内距离更近的其他城市。总部在北京的上市企业最喜欢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也没有最优先选择京津冀的其他城市作为分支机构驻地。此外，伦敦-休斯顿、东京-伦敦、东京-纽约、北京-深圳，这些城市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大都市。这些大都市间本质上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富人俱乐部”，主导着全球城市间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流动。

　　图1 这些城市的公司更喜欢在哪些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注：第一个城市是总部所在城市，第二个城市是分支机构所在城市，数据表明市值最高的100家企业有多少在该城市设立分支机构。）

　　在城市网络中，计算和测度是否存在着“富人俱乐部”现象相对简单。只需要划定一个“富人”标准，通常根据城市的度中心性来划分是否是“富人”，比如度中心性超过一定的数量被定义为“富人”。然后看看这些“富人”之间实际的联系数（即连边数量）与理论的最大联系数（数学上，如果有n个“富人”，则理论上最多会有n(n-1)/2个连边）的比值。比值越接近于1，则“富人俱乐部”现象越明显。

　　有学者研究了中国人口流动构成的城市网络中的“富人俱乐部”现象。总体来看，中国城市人口流动网络有明显的“富人俱乐部”特征，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成都这5座城市是中国城市网络中“看不见的顶层”，人口在这五个城市间的相互流动的规模或频次甚至会超过这些城市与其周边城市间的人口流动。此外，在一些局部的区域中，也发现有明显的“富人俱乐部”现象。由此可见，“富人俱乐部”是城市网络的基本特征之一。

　　城市网络中的“富人俱乐部”本质上代表了那些大都市对外拓展关系时的一种偏好和选择，是城市“向上社交”的一种直观表达。

　　一是“富人”拥有的特殊资源。城市网络中的那些国际大都市往往就是“富人俱乐部”中的“富人”，这些城市往往具备一般城市不具备的特殊功能，比如全球离岸资源配置功能，全球金融中心功能等。城市网络中的“富人俱乐部”本质上说明这些大都市才能参与的资源配置群体，资源和功能壁垒的存在让这些城市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

　　二是“富人”间合作拥有的更多机会和更高的效率。即使部分相同的功能和资源，这些大都市由于人口、土地和政策等方面的优势，也拥有比一般城市更多的合作机遇。因此，经济方面的互动会优先在大城市间形成。

　　三是可能会产生更低的成本。尽管大城市如果与其周边的小城市加强合作会降低其成本，但是在一些重要领域，比如技术研发共享、规模化的产业集群互动等方面，大城市间的合作与互动可能以较低的成本产生较高价值的产出。此外，大城市间合作的“试错成本”“搜寻成本”会更低。

　　当然，“富人俱乐部”内并不能满足“富人”的所有需求、解决“富人”的所有问题。全球城市网络中大都市与一些中小城市的连接与互动（也被称之为Feeder连接）同样占据相当的比重。但“富人俱乐部”代表了全球城市网络中的一种主导规则和秩序，也代表了一些重要的资源在全球大都市范围内是如何流动和被配置的。

　　“解释城市”专栏由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戴跃华博士主持，关注城市科学发展的前沿趋势，解释城市科学以及城市中人类行为动力学的一般特征和规律，探究利用前沿城市科学理论优化城市治理的路径和方法。天选团队天选